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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早晨，于连着黑衣，为了谈事务来见侯爵，谈话结束时，侯爵很高兴，多留了他两个钟头，一定要把出面人刚从交易所送来的钞票送几张给他。

    “我希望，侯爵先生，求您允许我说句话而不至于让我背离我理应对您怀有的深深敬意。”

    “说吧，我的朋友。”

    “我拒绝这迹份礼物，望侯爵先生俯允。这礼物不该送给黑衣人，它会让您好心地容忍蓝衣人的种种态度蒙垢。”他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也不看一眼就走了。

    这个举动使侯爵很开心。晚上，他讲给彼拉神甫听。

    “有一件事我得向您承认了，我亲爱的神甫。我知道于连的出身，而且我允许您不为这段隐情保守秘密。”

    “他今天早晨的态度是高贵的，”侯爵想，“而我要让他成为贵族。”

    不久，侯爵终于可以出门了。

    “到伦敦住上两个月，”他对于连说，“特别信使和其他信使会把我收到的信连同我的批语送给您。您写好回信，连同原信再给我送回来。我算了一下，要耽搁也不过五天工夫。”

    在通往加来的大路上一站站地赶，于连觉得奇怪，让他去办的那些所谓事务都无关紧要。

    于连是怀着怎样一种仇恨、近乎厌恶的感情踏上英国的土地的，我们就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他对波拿巴怀有狂热的。他把每个军官都看成哈得逊·洛爵士，他把每个大贵人都看成巴瑟斯特勒勋爵，圣赫勒拿岛上那些卑鄙的事就出于他的命令，他得到的酬报就是当了十年内阁大臣。

    在伦敦，他终于知道了什么是贵族的自命不凡。他结识了几位年轻的贵族，他们为他指点门径。

    “您生来不凡，我亲爱的索莱尔，”他们对他说，“您天生一副冷脸，距现时的感觉千里之遥，我们用尽千方百计而终不可得。”

    “您不理解您的时代，”科拉索夫亲王对他说，“您要永远和人们对您的期待背道而驰。我以名誉担保，这是时代的唯一宗教。勿疯狂，勿造作，因为人们期待于您的正是疯狂和造作，而那条格言也就实现不了了。”

    有一天，菲茨－福尔克公爵请于连和科拉索夫亲王吃晚饭，他在客厅里大出风头。人们等了一个钟头。于连在二十个等待着的人当中的举止，至今驻伦敦大使馆的年轻秘书们还津津乐道，他的神态真是妙不可言。

    他不顾他那些浪荡朋友的反对，一定要去看望著名的菲利普·范恩，自洛克以降英国唯一的哲学家。他见他的时候，他正要结束第七年的监禁。“在这个国家里，贵族是不开玩笑的，”于连想；“而且，范恩已经声名扫地，备受诋毁……”

    于连发现他精神饱满，贵族的狂怒消除了他的烦闷。“瞧，”于连走出监狱时对自己说，“这是我在英国看见的唯一的快活人。”

    “对暴君最有用的观念是上帝的观念，”范恩曾对他说。

    他的犬儒主义的体系的其余部分，我们略去不谈了。

    他回来后，德·拉莫尔先生问：“您从英国给我带回什么有趣的思想？”……他不话。“您带回什么思想了，有趣还是没有趣？”侯爵又急急问道。

    “第一，”于连说，“最明智的英国人每天都有一个钟头是疯狂的；他有自杀这个魔鬼光顾，此为国家之神。

    “第二，在英国上岸后，机智和才华都要贬值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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