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页

    重读《风声》，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

    何平：《风声》的畅销使得它不得不去面对不断更新的读者群。我让今天年轻的孩子去看《风声》，他们觉得上部“东风”有点像高级版的杀人游戏。“杀人游戏”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比较流行的一种桌游，玩家通常分为“好人”和“杀手”两大阵营，杀手知道互相的身份，而好人只能靠桌面玩家的发言推理谁是杀手(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误杀好人)。这个游戏比较考验逻辑和演技，杀手可以反串好人，可以装疯卖傻，可以借刀杀好人，最后好人都死光了杀手就赢得游戏。裘庄里被关押的人，包括肥原、王田香、二太太“老汉”都是玩家，李宁玉和后来被策反的顾小梦是怀有特殊任务的“杀手”。但读者不知孰是孰非，唯有作家心知肚明。作家是上帝，不时放出信息制造混乱，最后道出真相。这个手法几乎老套，但很奏效，把读者牢牢吸住。而下部“西风”一下把上部的逻辑性推翻了，可以说下部是反逻辑的，情节反转了，叙事也深入了，将故事推入了一种不可知的恐惧，真相的缝隙里原来藏着深渊，加上当事人(顾小梦)仿史实的叙述口吻加深了“真相”的可靠性。毋庸讳言，你的小说，尤其是这部《风声》有悬疑推理的故事外壳，让他们想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类似杀人游戏的框架结构。当然，还有之前你已经向我们揭示出的博尔赫斯。

    麦家：我前面说了，《风声》确实跟博尔赫斯有关联，而且不仅仅是《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痴迷诡辩，他的许多小说如《阿莱夫》《圆形废墟》等，都是在是是否否中穿梭。我在写《风声》时已经吃透这一套，很着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像沙漠里的一棵孤独的大树，好看，有观赏性，但感觉像一个盆景，少了风吹雨淋。这是我在写《风声》时力求超越的，所以我格外看重“静风”部分。我是费了老大劲摆平它的，它让故事停下来，让思想往前走：这是博尔赫斯的衣钵。

    何平：说到博尔赫斯，让人想到中国当代先锋文学鼎盛时代，你是从那儿出发的。但我留意了下，很少有人将你作为形式和观念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来看。从今天的中国小说格局看，你是少有的能够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传统转移和安放在当下，并在当下激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的作家。先锋小说家普遍征用的“元叙事”“第一人称叙述策略”“非道德化视角”“解构历史”“游戏化”以及“语言策略”等技艺，这些在你小说中被运用得娴熟老到。从整个写作观来看，你不再按照传统和先锋、雅和俗、宏大和个人等等来建立自己写作的精神谱系和边界，而是自由地调动诸种写作资源。而且，先锋注重的只是小说的结构变化和叙事策略，从小说的世界观看，隐隐约约感到你在向卡夫卡式体制对人压抑的现代命题靠近。

    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今天大概是找不到了，连气味都闻不到。但对什么是先锋文学我有自己的理解，不是一味往前走就是先锋，有时大踏步回头也是先锋。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先锋文学的一些要素，如你说的“元叙事”，什么“解构”“游戏”“反道德”等都失去了簇新的锋芒，老掉牙了。我甚至想，即便我们长出了“新牙”，发明了一些“新钞票”也难以发行。为什么？因为先锋文学的现场是建立在精英阅读的舞台上，而今天精英阅读的台面已经坍塌。互联网让众声喧哗，把精英赶下台，成散兵游勇，随时可能遭大众群殴。精英如虎落平川，失势了，失声了，无力发行“新钞票”，也不想发行了。所有歌声——文字也是歌声——都有表演的诉求，当精英的歌唱无人聆听，甚至只能被刻薄，闭上嘴也许是唯一选择。

    你刚才提到，我的小说有体制对人性压制的现代命题，我想这是事实。从701到裘庄，我小说里的人物都被困限在高墙里，人性被职业重压、异化，思想被信念固化，个性被强大的秩序统领、捆绑：这些无疑是中国经验。但无人去探究、研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谍战，是故事：这不是精英的声音，是大众的喧哗。这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是现实，恐怕也是未来。

    何平：言重了。说实话，我觉得研究你的人并不少，《人生海海》出版一年多来，我注意到至少有二十多篇评论，几乎各大文学评论刊物都做了专题研究。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声音微弱，传不远，但可以传下去。传下去才是真正的远，那些喧嚷不过是泡沫，经不起时间的风吹。

    麦家：你这是典型的精英思想。

    何平：是不是有点堂吉诃德？

    麦家：堂吉诃德战的是风车，你今天战的是《风声》。

    何平：我愿意把这个“你”置换成你小说的读者。我不知读者有没有发现，你的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瞎子阿炳，还是黄依依、陈二湖、容金珍、李宁玉、陈家鹄、林婴婴，或多或少都是带有魔性的人物。陈思和在近几年提出中国作家写作中的“恶魔性因素”。你小说中的魔性人物究竟属于一个怎样的人物谱系，值得我们思考。其实，中国古典传奇和志怪的叙事传统谱系中多的是魔性人物的述异志和畸人传。应该说，我们现在对这样一种带有召唤性的民族阅读传统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包括《暗算》《解密》《风声》《刀尖》等，你一直以来都在强调凸现人物的异质性与偶然性，强调“特殊情境下的特殊天才”。他们在破译形形色色密码的同时，本身已然构成了一种难以言明人物或者英雄或者魔性的历史密码。这自然带来一个相关性的问题，当然也是刚刚说起的堂吉诃德给我带来的兴趣，即你是如何理解“人”“人性”和“英雄”这些不断被制造又不断被挪用、讹误的文学元素的？

    麦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由于亨利·詹姆斯忽视了生活，他将会灭亡。小说不同于诗歌和戏剧，可以放弃对生活的忠诚；小说从生活中汲取养料，必须回到生活中去，对生活负责。说到底，是要对人负责，要提示人的生存状态、内心、人性。问题是我们要对什么人的生活负责，对一个政治家甚至科学家来说，无疑是广场上的人，平头百姓，生而平凡的人，因为他们是大多数；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什么人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人，什么人的生活更具备文学性，是必须要独立出来考量的。这一点，我有点“复古”，我偏爱深宅大院里的人，有传奇异质的人，有特殊使命和经历的人。他们的生活也许缺乏世俗现场感，缺乏生活质地，少了烟火气，但大开大合的经历，大悲大喜的感受，大荣大辱的考验，可以极限地展示人的内心，透露人性最幽暗的光。

    尤其在今天，互联网让每个人都成为书写者，人人都把自己当作英雄、传奇者，不厌其烦地推销他们猫猫狗狗的生活，烟雾缭绕，汹涌澎湃。你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但听到心跳声了吗？你领看了生活的多样异彩，但感受到了美了吗？虽然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感为目标，但不能获得美感就意味着灭亡。虽然传奇异人的生活不乏偶然性，但什么是偶然？偶然就不是生活吗？用博尔赫斯的话说，所谓偶然，不过是我们对复杂的命运机器的无知罢了。世界不是偶然就是必然，我暗暗对自己说：留下偶然，把必然交给哲学家吧。

    何平：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你小说里的英雄。你用了两个词：“英雄”和“传奇者”，“传奇者”要远大于“英雄”。从权力关系看，《风声》有很多我们习惯上认为的“反角”和“反派人物”。这些人对小说家和小说术而言，有的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传奇者”，比如我就注意到《风声》中肥原从热爱中国到仇视中国进而成为施暴者的人生反转。事实上，你小说中很多所谓的“反派人物”都有他们的传奇性。以前我读你小说，都被英雄人物迷惑了，现在这个问题我要花时间好好想想。

    最后一个问题。我突然想起你在《风声》获华语文学奖的演说中说到作家有三种写作方法：“用头发写”“用心写”和“用大脑写”。你说《风声》是用大脑写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去年《人生海海》出版，你觉得这是不是一部符合你想象的“用心”写作的小说？如果是，你现在怎么看自己个人写作史的用心和用脑写作？

    麦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东西是不用心写的。不用心就不会提笔，笔不是手提起来的，是心。所以有种说法，人提笔就老，因为要用心，眉头皱起来了。但是心本身是不会写作的，写作是一门手艺。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小说集，起的书名就叫《手工艺品》，旨在强调写作是门手艺活，农民种地一样的，没有脑子，不懂农业，种不好地的。《风声》这个小说，像黑塞的《玻璃球游戏》一样的，是一种观念性小说，是作家跟历史下的一个复杂神秘的棋局，经验、技巧的占比要大一些。这里的经验更多的是集体经验，个人要化到集体中去。但我能把自己化入大和人、斯拉夫人的集体中去吗？化不进去的。我的心只对中国经验敏感、多情。就是说，虽然过程中有诸多技术、设计，但起头的还是心，是一颗中国心，是民族情感。这类小说是不大有作家个体的心跳和体温的，它有脑电波，有算计，有智力铰杀的齿痕。

    《人生海海》是反智力的，采用孩子视角就是不要智力，要感受，要心气。孩子有灵敏真切的感受力，我在创作中要不停地回顾、回顾，去找到失散久远的我，那个迷迷懂懂、惊惊乍乍的孩子。如果说《风声》种的是公共用地，《人生海海》是自家一亩三分地，给人感觉它更加用心、倾情——恐怕你也有这种感觉。但我不认为这是一把量作品好坏的尺子。这是两类作品，像锄头和匕首，不可比。也许《人生海海》像锄头，有泥土味，接地气，我们偏实用的价值观会更偏爱它。但这不是匕首的问题，是我们趣味的问题。说实话，十多年过去了，这次重读《风声》，我依然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真的像匕首一样精致机巧，衔着刀刃的光芒。

    何平：对的，像匕首，它的精致机巧，既是小说家天赋的，也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磨砺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所谓文学经典，是作者和读者在时间长河里的无限延宕下去的密约，是彼此联手打造的。

    [1]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