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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手段是蛮残忍的，”胡科长说，“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姑娘，现在追悼会都没法开了。”

    现场有明显的打扫痕迹，痕迹检验部门也确认了凶手杀人后用拖把拖了地，抹除了可能留下的痕迹物证。

    “打扫现场，”胡科长说，“通常是熟人所为。”

    我点点头，问：“尸体运走了吗？原始状况是什么样的？”

    胡科长走到位于现场内侧卧室的床边，指着床沿说：“当时死者就躺在这里，全身赤裸、四仰八叉，四肢被尼龙绳绑在床沿四角，嘴巴被胶带粘住，衣服被撕碎，扔在床边。死者身上、脸上估计加起来有两百多刀，都是深达皮下。”

    我想象了一下原始现场的原貌，不禁后背发凉：“那死者是被疼死的？”

    “现场有大量血迹，初步考虑是失血性休克，也就是慢慢失血、慢慢死去的，死者死前承受了一般人不可能承受的痛苦。”

    “尼龙绳和胶带是哪里来的？”我问。

    “问了报案的小女孩，她说是之前她们搬家用剩下的，都放在死者卧室的床头柜里，”胡科长说，“所以说，肯定是熟人喽。”

    “还有个熟人的依据，”胡科长想了想，补充道，“就是通过初步勘查，我们没有在死者相关部位发现威逼伤和抵抗伤。说明凶手是在死者不备的情况下，突然发难的。能进入一个单身女孩家里且能够寻找机会突然发难，一定是熟人。当然，也可能这种捆绑就是凶手和死者之间的一种协议。”

    我点头认可。要控制被害人，又要有充分时间寻找绳索，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是凶手和死者在玩SM（虐恋）游戏，只是死者没有想到凶手会变态到要动刀。

    “嫌疑人是什么人呢？”我问。

    “死者的老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王天正。”胡科长说，“昨晚正是这个王天正送死者回家的。”

    “有证据吗？”

    “小区的监控，记录车的情况没问题，只是晚上看不清人脸。”胡科长说，“但是在现场，我们提取到了一枚避孕套。”

    “会打扫现场的凶手，怎么可能在现场留下避孕套？”我很质疑这个证据。

    “避孕套是在床缝里发现的，”胡科长说，“可能是凶手用完后，不慎将它掉落，想再找到却找不到了。如果这个避孕套里的精液是王天正的，那就是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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